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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X 是如何煉成的?

我寫文時, 就是用一般市民的角度去告訴平時不理時事和政治的朋友香港發生了甚麼事, 為何那些事件對香港那麼重要, 抗爭的原因是甚麼。只有左X 才下下要甚麼 “ism” (主義), 甚麼 theory (理論), 然後要乜乜物物, 否則就話你無法論證何謂本土意識, 主體身分, 香港人優先。 (以下文字用廣東話口語寫成, 偶有粗俗語言, 注意。) 1) D&G事件 左X 無參與, 直情潛水 網民: 香港人主場! 2) 水貨客肆虐 左X 話: 香港鼓勵自由買賣嘛, 他們也有人權 上水市民話: 你試下黎上水住啦, 出入火車站逼到嘔血呀, D 人又唔排隊, 佢地D貨又逼住車廂,我地企都無定企! 3) 停止自由行 左X說: 陸客促進旅遊業發展同香港經濟嘛,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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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夾縫』看本土意識

引言           身處中國領土的一塊土地,香港需要自己的本土意識嗎?特別是與在地關懷不同,現在香港討論本土意識可能是香港認為自己與中國不同,對於北京不滿,到底這樣的本土意識與大中國意識型態在港人眼中,會怎麼走?而香港的本土意識興起是否又可能成為另一個種族霸權的展現,如香港人對於外來族群後裔的排擠? 借來的時空與本土意識 在英殖時代,香港人根本無本土意識的概念。殖民地政府從來沒藉此培育出香港市民的本土意識,到底香港需要本土意識嗎? 在此亦先說明,本文所提及的「香港人」,不單指長居於香港的華人,亦包括幾代長居香港各族裔的人士。 在英殖民統治百多年,香港人在 「借來的空間、借來的時間」生活、工作,一個小小漁港竟蜚聲國際,成為世界著名的金融中心,與紐約倫敦齊名。香港有以捕漁維生的漁民,也有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因戰亂及逃避中共政權而選擇南來香港的華人。這批南下的華人,有學者、生意人及技術人員。抵港後,從商的在港設廠,建立自己的生意,學者到學術機構任職或任教,透過各種渠道將華夏文化的知識傳授給學生,亦令很多經典古籍得以流傳。上世紀七十年代,香港經濟起飛、學術發展蓬勃,這些南來的商人和知識份子實在功不可沒。 香港人「以香港為家」的觀念及確立「香港人」身分,大概要推到上世紀七至八十年代,在傳媒、藝術及流行文化中紛紛展現出來,電視台劇集的內容,亦與當時社會現況息息相關,如:「變色龍」、「大丈夫」、「網中人」、「香港八幾系列」等等,至於流行曲方面,也有以香港為主題的作品相繼推出,如: 「香港.香港」、「東方之珠」、「蚌的啟示」等,其中「蚌的啟示」更是當時公民教育宣傳的主題曲,至於電台,香港商業電台自六十年代已播出的廣播劇「十八樓C座」[1],透過小市民談論時事,諷刺時弊,嬉笑怒罵,這廣播劇至今仍然廣播。香港作家西西於七十年代創作小說《我城》,「以人物為經,以城為緯」(見何福仁《〈我城〉的一種讀法》),可算是本土文學的始祖。《我城》在當時來說乃創新嘗試。 英國在殖民統治時代為香港提供了自由的土壤,令香港人在學術出版及言論方面的自由皆受保護,以致大量學術著作能夠出版面世,為文學創作及流行文化,開拓了康莊大道。另外,香港的法定語文是英文和正體中文,香港人大部份以粵語為母語,奠定香港人的本土身分。英國政府縱使無心插柳,卻為香港本土意識提供基礎。 從「夾縫」看大中華情意結 有人總是以 「香港是移民的城市」為駁斥本土意識的理據,事實上,香港於上世紀曾經歷幾次人口遷移: (一) 五、六十年代,大批移民由中國大陸逃難來港;(二) 七十年代末大批非法入境者來港,其後港府實施 「抵壘」政策,特赦大批偷渡人士; (三) 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後至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為止,不少香港人因六四事件而人心惶惶,紛紛移民海外,移民潮一直持續至九七前後。[2] 可是,遷移歸遷移,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新移民在移居香港後,迅速融入香港社會,努力找工作,不懂廣東話的學習廣東話,學習社會風俗和世情。五、六十年代的新移民都能趕上七十年代經濟起飛的列車,和其他香港人一樣,與社會邁步前進,不止改善物質生活,也獲得向上流動的機會。 上世紀九十年代,身處象牙塔的學者也熱衷研究香港人身分問題,參照外國學者對香港人文化身分的描述,多以「夾縫」(in-between) 去說明香港人的處境。「夾縫」的確突顯了香港人身份的曖昧和尷尬。我們並非英國人,我們只是在英國殖民地生活的香港人。我們大部分也是黃皮膚的華裔人士,然而,我們和中國大陸的華裔人士又不太相似。身處「夾縫」的香港人到底應該如何看待自己的身分? 有些早年移居香港的人,雖然視香港為家,但在他們心中,仍以中國大陸的土地為他們的故鄉。有很多散居世界各地的華人,也有類似的心態,此所謂 「大中華情意結」。七十年代末中國大陸改革開放,為香港人帶來希望。隨後一系列描寫家國情懷的流行曲應運而生,如:「我是中國人」、「我的中國心」、「中華民族」、「中國夢」等等。有份主唱這類型歌曲的張明敏,亦被冠以「民族歌手」的稱號。 沉醉在大中國夢多年,卻因八九年學運及後來發生的六四事件,令很多有大中華情意結的香港人心碎了!由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末,香港已經發展成一個成熟的公民社會,本來隨著中國大陸的經濟起飛,香港人對九七主權移交的憧憬頓成泡影。六四事件後頭幾年,陸續有香港人移民海外,為自己家人尋求避難所。 在後殖民時期,香港人面對主權移交的恐懼揮之不去,除了享受世紀末剩餘的日子,對自身的「夾縫」處境從來無法亦不敢面對。學者從來沒為這個問題提供實在的答案。如何在「夾縫」中尋找香港人的身分? 其實,答案必須由香港人自己去思考去發掘,別期望別人告訴你。 本土意識的確立 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後,仍承襲殖民時代的普通法。另外,《基本法》亦清楚解釋香港特區與宗主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權力分野和關係。受《基本法》保護下,主權移交後初年,香港人仍感到與英殖民地時代沒兩樣,香港人仍享有一切自由,每年仍能參與六四晚會,仍然可以表達激烈言論、有出版自由。可是,在往後的日子,卻起了微妙的變化。 二零零三年,沙士在香港迅速爆發,特區政府對疫情隱瞞及應對遲緩與醫護人員以至一般市民的反應成強烈對比,當時香港社會的凝聚力是史無前例的強烈。同年,政府官員強行推出廿三條立法,引發五十萬人上街表達對政府施政的不滿,這是自主權移交以來上街人數最多的一次。之後政府因為民怨沸騰,擱置立法,這是民意推倒政府政策的一次重要里程碑。二零零三年可以說是喚醒香港人對本土意識醒覺的開始。 沙士之後,一連串反對政府無理施政的公民及社會運動,令很多本來對政府非常冷漠的香港人,漸漸關心社會,並開始評論政府政策,由二零零三至二零零九年期間,經歷了政府強行搬遷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再有包圍立法會反對興建高鐵,以及保衛菜園村運動等等。這些運動未必完全與本土意識的確立有直接關係,可是,卻是本土意識發展至最熾熱的時候,可惜當時並無一套很完善的本土論述,就像熱鬧過後,火炬熄滅。二零一零年,有關由政改爭拗演變的五區辭職變相公投,再次牽動本土甚至是自主意識。可惜政改一役再次令香港人跌進深淵。 二零零三年,中國大陸與香港簽訂 CEPA (更緊密經貿協議),並向香港推行「個人遊」(自由行)計劃,最初中國廣東省東莞、中山、江門及佛山四個城市的居民,可以個人身分來港旅遊。之後,「個人遊」計劃進逐步擴展至多個中國城市,令申請來港旅遊中國居民大大增加。後來,大家索性稱呼此為「自由行」。開始時,大家都視此計劃為救港良方。可惜,十年下來,香港人真正得益的有多少? 當大家假日往旺角彌敦道或西洋菜街,滿目只是金舖、藥房、化妝品專門店或那些外國名店,名店只顧爭取「自由行」旅客的生意,商場乘機大幅提高租金,令很多光顧多年的老字號都消失,原本在同區經營的本地小商店無法抵受昂貴租金,或是結束營業,或是將鋪位搬到遠一點的位置或改租樓上舖,店舖所在的街道均令人寸步難行。 二零一零年八月,在菲律賓發生人質慘劇,原是歡天喜地的暑假旅遊,最終釀成八名港人魂斷馬尼拉。當時學者沈旭暉提出有關「次主權」[3]的問題,慘劇亦令香港人對中共政府無實際行動去營救人質頗有微言,亦令香港人重新再思考香港人的主體身分。 … Continue re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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